从东西方地理差异

 新闻资讯     |      2020-01-03 21:45

目前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不可否认,因为地理分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衍生出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和思维特色,这些民族文化和思维方式在历经上千年的演变,逐渐形成了现今我们见到的样子。毋庸置疑,在众多的民族文化当中,我们应该承认就其发展程度高度来说是有很大差别的,例如西方文明发祥地始自克里特岛,因为岛内的物产很单一,就是葡萄、橄榄,因此他们就把农产品加工为葡萄酒和橄榄油用以交换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手工业突出的也就是大理石加工。所以岛上居民常泛舟地中海各岛屿和周边陆地的其他国民进行商业交换甚至进行古代早期殖民活动,因此欧洲的文明常友邦装饰常被冠以“商业文明”或“海洋文明”的称谓。

今天我就来谈中华文明中传统的核心文化历经的脱变。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华的文明历史久远且辉煌灿烂,在几千来的人类文明史上曾占据了重要位置,与其他地区绚丽的文化相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的文明从未中断过,她是经历了中国多个朝代更迭和民族混血后延续至今的。因此就其文明文化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在人类史上也堪称无出其右。现今的世界文化学者也常称中华文明区域为“汉字文化圈”,当然这样的称谓是以中国的传统书写方式为标志命名的。其实就是汉唐以来,以中国为中心,以汉字文化为纽带载体向四周辐射扩散的文明区域,深受其影响的典型国家有朝鲜半岛、越南、琉球(今日本冲绳县),甚至还有远隔沧波的日本。这些国家都曾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历时千年以上。比方说朝鲜、越南、琉球这三国就是被明清两朝视为最亲善的“藩属国”,这种很原始的宗藩关系,其实在我国商周时期就有。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显然不符合近代外交惯例。还有,日本的文字不也被称呼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吗?原因在于其书写笔画均源自汉字书法的草书和楷书。而且日文中有大量的汉字词和古汉字发音音读。韩语也一样,虽然有世宗大王的“训民正音”,但大半都是汉字词读音。由此可见汉文化的影响力非同一般。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我国的先天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其相对封闭性的特点。华夏文明兴起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因此定居于此的中国人一直以来就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所以我们的文明常常被成为“大河文明”和“农耕文明”。商业活动讲求的是“平等”“自由”“契约”,农业生产则强调“传承”“墨守”“和平”。 由农业生产为基础构建的文化密码基因自然和探险、远洋航海这些在当时中国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冒险毫无相通之处。由此就可以窥见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天然差异。

中华的古代文明形成的第一个高峰就是春秋和战国时期。自幽王国破身死和平王东迁洛邑以来,周天子权威就一落千丈,虽然各国诸侯一致尊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但是各国彼此之间征伐不断,无视天子权威,因此呈现出“礼崩乐坏”的乱象,这让生活在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因此众多的有识之士纷纷开始探索天下治道。就形成了后来儒墨道法等诸多流行学派,他们背井离乡、周游列国,希望通过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诸侯国君,采纳自己的潜心之作的主张,在众多的流派主张中,第一个被当权者奉为国家统治思想的政治学说便是以管仲、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因为法家特别强调“君主集权”和“赏罚分明”,这对于想励精图治又苦于治国无术的有为国君来说,无疑于雪中送炭,恰到好时。

法家思想源远流长,春秋的管仲就是起先的杰出代表,正是靠着管仲的辅佐,才有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初试牛刀,法家政治学说中实用主义的特点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给后世之君以深刻印象,以至于后起之李悝、吴起,申不害等众多法家人物纷纷登场历史舞台书写属于自己的个人传奇。

就在关东诸国各自奋发图强之时,偏居一隅的关西秦国,却走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河西之地被魏国吴起攻占并据有多年,秦献公即位后推行一系列例如户籍和郡县制等诸多改革但无疾而终,最后这位锐意改革的有为君主自己也含恨而死。改革之路就此戛然而止。

幸天不亡秦,献公之后即位为国君的是21岁的孝公,在目睹国家落后的现状之后,这位青年君主没有被父亲改革的失败吓倒,反而继承了父王遗志,以豪情万丈的雄心继续探索大秦帝国的中兴之路。即位之初,便发下这样的重誓:若有人能辅佐寡人富国强兵,寡人愿列土封疆以酬谢。一个在魏国国相身边服务多年的幕僚,多年不得志的失意者兼政治家.思想家-卫鞅来到了秦国。并很快便受到了重用。果然十年之后,秦国便逐渐从众多周天子名义治下的封建国家中脱颖而出,在历经孝公、惠文王、武烈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代君王的之后,最终在千古一帝秦始皇执政期间,结束了封建割据政权,建立了新型的大一统帝国,从此中国进入帝国时代。

然而物极必反,造化弄人,法家倡导“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愚民政策在统一战争中虽屡试不爽、战无不胜。却在一统天下后让虔诚信奉法家思想的秦国走上了穷途末路,最终在各路反抗暴秦力量共同打击下“二世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统共15年。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暴秦废墟上缔造起来的大汉王朝在世界历史上也常被唤作“中华第一帝国”。3年反秦战争和4年刘项争雄战争使得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民众哀鸿遍野,另外还有北方少数民族匈奴不时南下入侵,更是让汉帝国的主宰们不胜其烦。如此内忧外患之际,如何让新生帝国生存下去便成为摆在西汉皇帝面前第一道必答题。西汉的起始君主们很明智地选择了“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这样一来,被边缘化300年左右的老子学说才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开始成为立国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可以肯定的说:这样的选择不仅是刘家王朝的幸运,也是当时中国民众的幸运。但问题也很快随之呈现:在道家“有所不为”的思想主导下,皇帝权威日益衰微,同姓诸侯国势力却日趋强大,并爆发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吴楚“七国之乱”。尽管此次反叛中央的暴乱所幸并未成功,却深深刺痛了汉景帝最为敏感的神经中枢,看来眼前“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掩盖了自高祖以来长久的分封积弊。于是如何强化皇权就成为眼下西汉王朝最为紧迫的政治任务。

在开国61年后,帝祚的接力棒就很幸运地传递到西汉第7代君主-也就是被《汉书》作者班固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手中,汉武帝这个被中国传统史家津津乐道的一代雄主,以其彪炳青史的文治武功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帝王群中不可撼动的明君地位。他在位54年,就其一生而言,不仅拥有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打击匈奴的赫赫武功。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尊孔并将其学说确立为统治思想的专制帝王。因其煌煌功业而有幸与秦始皇并驾齐驱,常被史家并称“秦皇汉武”。面对汹汹势力的诸侯王, 即位伊始,汉武帝也是一筹莫展、苦无对策,不过刚刚即位的武帝也的确有着不同凡响之处,为了实现胸中早已酝酿的雄图霸业,他求才若渴,很快朝廷就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求贤令”,于是流散于庞大帝国各个区域的不同年龄段的才俊们很快踏上了赶赴长安之路,只为觐见这位刚刚登临大宝的少年天子,以期求得录用和效命机会。

他们其中的一位才俊很快便获得了皇帝单独召见的天赐良机,这位幸运者就是大宁波家装公司名鼎鼎,以“天人合一”新儒家理论著称于世的董仲舒。在经过长时间废寝忘食深入的交谈之后,汉武帝很快就对其思想精髓深悟领会。于是大汉王朝便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没有人能够料到:沉寂了200多年的儒家思想开始以不可遏止的势头迅速占据中国文化巅峰至尊宝座,开启了长达2000多年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和儒家道德的历程。

但是儒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到了魏晋南北朝,由于国家战乱频任,正是中国人极其缺乏终极人文关怀的时期,而儒家那种只讲生前天下担当不讲死后灵魂归属的入世学说自然无法让饱受战乱之苦的普通民众在心灵上得到寄托和抚慰,因此佛教开始崛起并趁机做大,发展至唐朝,由于佛教和道教(李唐皇帝以李耳为祖先,神话老子,所以道教兴盛)的兴盛,儒学曾一度衰微。到了之后的宋代,由周敦颐和程颐程颢兄弟创立,朱熹发扬光大的“理学”诞生,继之而后的,又有南宋陆九渊和明朝王守仁创立的“心学”横空出世。其实,不论是宋代“禁欲”色彩非常浓厚的陈朱理学,还是明代强调“知行合一”的陆王心学,他们都还属于儒学(从宋代到晚清,理学成为官方思想),属于儒学体系的分支。只是他们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而已,由此,儒家再度获得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这样的地位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