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生活就像一团狗屎,比我脚下的

 新闻资讯     |      2020-01-03 21:08

赞恩一家是叙利亚难民,他的国家常年战乱,难民们无以为家,便逃到黎巴嫩生活。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难民的生活是饥饿、寒冷、贫穷和精神上的绝望。但《何以为家》这影片并没有集中火力展现战乱带给人的灰暗境况,而是把镜头定格在赞恩和他的家庭身上,并以此为圆点,不断推原镜头,让我们看到了那个世界里的人间地狱。

赞恩一家有9口人,他是家中第二个儿子。哥哥在少年监狱服刑,剩余的弟弟妹妹加起来有5个。白天12岁的赞恩充当一个成年劳动力,去送水、运货、换煤气、摆地摊买饮料、照顾弟弟妹妹。晚上他们和父母挤在一间卧室里休息,一条帘子隔开大人和孩子,帘子的一边是正在亲热的父母和吱吱扭扭的床,另一边是发出轻微叹气,翻个身继续无眠的孩子。

这间狭小局促的卧室是从房东阿萨德那里租来的,虽然它时常被污水浸没,不比大街好到哪里去,但也可能随时保不住。为此,赞恩的父母迫不及待的,将刚来初潮的女儿萨哈嫁给房东。

萨哈是赞恩最疼爱的妹妹,他无力阻止,一怒之下离家出走。对于赞恩的父母来说,他们丢失的并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劳动力。赞恩说自己对于这个家庭的记忆是“暴力、侮辱、殴打”,是“链子、管子、皮带”,他听过最温柔的话就是“滚,你这个垃圾!”

赞恩一家人的生活不是个别现象,它是叙利亚难民现有生活状态的缩影,成年人在大环境中无力挣扎,唯一有决定权的事情就是生育,但生育的结果是生而不养。这些在无爱境遇中长大的孩子,面对的是父母的暴力,他们没有被爱过,一直被逼迫着面对世界的肮脏。男孩大一点就走上街头充当劳动力,女孩初潮一到就得嫁人生子。

赞恩拖着几个塑料袋离家之后,遇到了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非法移民拉希尔。拉希尔是个单身妈妈,她一边努力攒钱想买一个假身份证,一边百般藏匿自己一岁的儿子。警察一旦发现她没有证件,或者发现她未婚生子,她将立刻被遣返。善良的拉希尔将赞恩留在她破旧的房子里,帮助照顾约纳斯。

赞恩的生活终于有了片刻欢愉,不过很快拉希尔被捕。两个失去各自父母的孩子组成了临时家庭,赞恩成了约纳斯的“小爸爸”。影片在此时迎来高潮,赞恩用滑板车和铁锅拖着约纳斯走在混乱的街巷中,四处流浪。赞恩用戒备的目光看向四周,从他身边走过的有看人脸色买花的小女孩,有呆坐双眼无神的大人,有茫然的流浪汉,也有寻衅滋事的流氓混混。

赞恩用他从原生家庭中习得的习惯,照顾约纳斯宁波装饰公司。他学着母亲的样子,用绳子绑住小孩子,防止他乱跑。赞恩以娴熟的手法模仿父母制毒,他以假处方在不同的药店买药,制成毒品饮料去市场售卖。

这一段让人想起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无人知晓》,一个大孩子因为父母缺位,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另一个(些)孩子的责任,这非常讽刺。一无所知的孩子,被强推进大人的世界,承担起本属于他们的责任。这是孩子成长中被迫的异化,是对成人世界的激烈控诉。

电影中有1个颇具讽刺的情节。当生存危机直接降临到赞恩头上的时候,他作出惊人的选择。赞恩将约纳斯卖给人贩子阿斯普罗,而自己拿到了400美金,他盼着以此偷渡走,永远离开这个国家,去到那个“没有一个小孩子是惨死的地方”瑞典。

这是电影的一个暗示,从这里我们大概能窥见长大之后为人父母的赞恩,会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命运的转盘,一圈又一圈的转下去,让历史一遍遍重演,他们一家几代人可能都无法挣脱这的悲剧宿命。

电影的后半部分,赞恩像哥哥一样进了少年监狱,因为他用刀子捅了人,是阿萨德。他最爱的妹妹萨哈死了,死于流产(亦可能是难产)。

而此时赞恩得知母亲又怀孕了,又有一个孩子像他一样出生、长大。赞恩愤怒的提出,要控告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我”。

生活是个婊子,我以为我们能活得体面,能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宁愿我们像地毯一样被人踩在脚下。”

但是赞恩的父母面对指控,不以为然。赞恩的父亲说“我就是这样长大的啊”,赞恩的母亲认为女律师无权指责自己,她没有经历过自己的处境。她自己跟女儿萨哈一样,十几岁接受童婚,然后不停的生育。

此刻,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赞恩的父母本身也是受害者。历史无情的以同样的方式宁波装饰演绎着,最终导向同一个悲惨的结局。

如果我们把责任推给赞恩的父母,简单的说一句父母皆祸害,或者贫穷不配生育,那未免太过狭隘,这也违背了这部电影的初衷。我们不能像孩子一般,简单的把反抗对象指向个体,真正应该谴责的是那个狂轰滥炸后血淋淋的现实。

《何以为家》中的很多演员都是真实的难民,赞恩扮演者赞恩·阿尔·拉菲亚就是几百万叙利亚难民中的一个,导演找到他之前,他和家人已经在黎巴嫩生活了9年,他没上过一天学,不认识一个字。小婴儿约纳斯的母亲在电影拍摄中,也确实遭遇到了警方的逮捕。

像赞恩一样的被毁掉生活的难民有多少呢?截至2018年,已有560万叙利亚人逃到国外,另有700万多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在国内的人生活在子弹、死亡和鲜血中,这里的暴力、轰炸没有停止过,卫生保健服务、食物、饮用水也日渐稀缺,生活无以为继。

曾经亲历过轰炸的叙利亚母亲乌姆·纳瓦夫回忆说,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炮弹在我们周围落下时我女儿找地方躲藏的情景。她摔倒在一块石头上,磕着了头,从那儿以后她就得了癫痫。那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不得不搬走。

逃到离叙利亚不远的约旦、黎巴嫩、土耳其的难民,也终日生活在煎熬中,恐惧、焦虑、绝望从未停止。到达一个陌生、有敌意的国家导致很多难民产生极大压力,如何生存下去成为叙利亚家庭首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难民中普遍存在辍学、童工和早婚等现象。

调查显示,约有46%的叙利亚难民男童工在工厂中每周工作超过44小时。而早婚的女孩也非常多,过早进入家庭生活,以及家庭中的暴力、侵害,让很多女孩儿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超过半数的青少年自杀倾向明显。

遭受心理折磨的不仅是孩子,还有每个家庭中的成年人。来自战乱地区和难民营的难民,在精神健康领域非常危险,他们患上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紊乱的风险很高,很多父母无意识的变得具有攻击性,家庭中暴力行为的次数明显增加。

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是生活已经难以为继,为何不能停止生育。中东地区的高生育率问题由来已久,大多跟本国政策、宗教信仰有关系。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都极力主张高生育率,这些国家能源充足,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明显不足,甚至还需要进口劳工。叙利亚虽然没有明显的鼓励政策,但也并无限制。

中东地区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它对生育的态度是不允许节育、堕胎,鼓励多生孩子,并把它做为结婚的因素。实际上,在叙利亚内战期间,难民的生育率依旧很高,平均一个家庭有五个孩子,来自农村地区的难民尤其如此。在约旦的难民营中,容纳着12万难民,这里每天有10到13例生产。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我们很难苛求赞恩的父母去节育、去避孕,他们可能对此根本一无所知。

我们必须明白,伤害赞恩的凶手,不是他的父母,是战争,是战争背后的利益,是社会故有制度,是这个肮脏的现实世界。大人们跟自己的孩子一起,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他们就像《小偷家族》中的那群“小偷”一样,偷生于世。不同的是,生活让前者从对方身上取暖,却让后者相互侵害。

导演拉巴基在电影的最后用她女性的慈爱和执拗,给了孩子们一个未来。赞恩拿到身份证,约纳斯回到母亲怀抱。现实中的小演员赞恩也因为这部电影离开难民区,移民挪威,开始求学。

可是,依旧有不计其数的人无以为家,无数的孩子过着狗屎般的生活。任何一个个体都无力阻止恶的源头,命运在另一些受害者身上继续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