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叙事和叙事的历史

 新闻资讯     |      2019-12-31 14:33

吕思勉先生认为,历史,就是前车之鉴,“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友邦装饰 中国史研究,长期以来受外部干扰较多,其中,尤受美国学者影响。罗志田先生数年前曾对美国汉学界有个判断,认为费正清先生倡导的所谓“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这一研究近代中国的诠释典范,正被“在中国发现历史”,亦即重视中国内在发展的方法所替代。我手头正好有本柯文教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书有点像《共产党宣言》,本身内容不多,倒是不同文字的版本序言收录了不少。书里也没什么惊世观点,只是一位美国知名教授说了本该说的合适的话而已。

杨奎松先生在评论台湾陈永发教授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一书时言道,台湾历史学者出书远比大陆学者方便。以前,近现代史料收集于大陆学者而言,比较困难,但随着大陆现代历史档案的逐渐开放,反倒是台湾学者的文献阅读变得没有大陆学者全面和深入了。

卜正民先生在写《哈佛中国史》中文版总序时礼貌而谦逊。他说了一件往事,1990年代初在北京与朱维铮教授的交流,此时卜先生正对如何能像母语一般理解中文文献感到困惑。朱教授做了一个比喻回答了卜先生: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需要外国学者。

从前,中国的文化人开口常言“文史哲”,但中国的历史学人,却长期忐忑于这“史”的学科或学术归属。如今,史学,正式被定义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成立了权威的中国史研究院。

形势喜人,但以我极为有限的肤浅阅读,感觉目前历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仍是凤毛麟角,滥觞于期刊或书市的史学文章和著作,还是那些读得你想睡着的东西。有些文章名字起得好听,可名实完全不符,明明只是一个厂史、校史的简介或沿革,却添油加醋硬生生变成了一份“研究”;有的好说大话,见到了200年前的某张小单,有了这么一点“文献”了,就敢说著作是上下200年的研究。更有趣的是,许多著作只会大量罗列文献,但自己的东西呢?既然是专著,自己的实实在在的解读文字呢?少得可怜。

桑兵先生的自选集值得一读。他在《治学的门径与取法》里说,历来治学方法大体有二,一是读书治学有成,述其心得,所言不是空谈方法,而是应用的成功范例,益于实际,助长功力;二是专讲方法,纸上谈兵,花拳绣腿,临阵却不切实际,反而误导后进。但史学,要在讲究事实,历史已经过去,无论怎样认为,均不可能增减分毫,因此,治史所重不在如何认为,而是恰如其分地解读史料,适得其所地呈现史事。

杨奎松先生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55万字,厚厚一本,让我读得心潮澎湃,久久思量。杨先生处处史料,页页文献,但在他笔下,人物是活的,事件是活的,专著可以写得如此引人入胜,叫人不忍释手,实在难得。

汪朝光先生在他的经典著作《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里说,历史研究是对过往发生事实的梳理与探究,每个历史研究者都是处于其所在的当下回望历史,从而难以避免所谓的后见之明。汪先生推崇叙事的历史,他认为,以可靠的历史事实,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本相的历史,虽然叙事的历史可能也难以完全逃脱主观性的表述,但总较那些脱离历史事实的、空洞的、分析的历史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汪先生的文献收集与梳理功夫常人难及,他的著作,既大气磅礴,又细微深入。

海外历史学家的优秀著作近年来也涌现不少,齐锡生先生无疑是著作家中独领风骚的佼佼者。齐先生的《中国的军阀政治》英文原著经翻译进入大陆,该书逻辑清晰,史料和数据充实,他的比较研究方法独树一帜。而他踏实坚持多年文献研究,以中文写就的《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更显示了他博雅的历史学识和深厚的中文功力,叫我由衷敬佩。

“叙事的历史”,见仁见智。但是历史研究,真的是一件难事,肯定没有捷径可走,唯凭学人的坚韧不拔和持之以恒。